第四章4
也许有一棵树为我们留在山坡
……在这个被人阐释的世界/我们的栖居不太可靠/也许有一棵树为我们留在山坡/我们每天看见它/……一个习惯培养成忠实，它喜欢我们这里，于是留下来不曾离去……
行囊中放着友人刚从北京寄来的《杜伊诺哀歌》。德语诗人里尔克一直就是我最喜欢的外国诗人之一，就如李商隐一直就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古典诗人之一，就如我故乡的龙井茶一直就是我最喜欢的饮品之一。
但这一次确实是与龙井茶之外的茶相约相会去了_武夷山的岩茶，潜在的新欢，我被他的健康明亮并不怎么强烈地诱惑了。就如西湖龙井茶让我想到白衣秀士一样，武夷山的乌龙茶会让我想到巴西的狂欢节、美国的好莱坞和法兰西的化装舞会……那些集体的大场面的轰轰烈烈，因为太遥远而不再有被控制的危险，我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喜欢。
当我提及武夷山岩茶时，是用男性的“他”来称谓的。因为武夷山这个地方碧水丹山，在我以为是很男性的：还因为深居此山中讲学的大儒朱熹，在我以为是很男性的；还因为扎根在武夷山岩的茶们，在我以为是很男性的；他其至是有些太男性了，英武中少了我想要的那份妩媚。他也是太大规模了太人民性了，太天下为公了，少了我想要的那份私绪。他应该是普度众半的大乘佛教吧，品他与看着品他的人们时，我甚至想起背炭的张思德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那么，更想独善其身的我怎么有福消受他呢？
现在我知道这美丽的错觉错得多么严重——尽管他依然是美丽的。十年前在杭州金祝新村闽人由晚芳先生的客斤中，我第一次喝到武夷岩茶……啊，那年孟臣罐，那些若琛瓯，那年轻时尤如美国影星派克一般酷毙了的茶界泰斗庄老，那与龙井茶迥然不同的冲饮方式——我至今还记得庄老把小杯置于鼻下来回嗅闻时手把手教我的神情；那来来往往的茶人——他们上至省长下至炒茶工；那窗架上挂着的打着补丁的窗帘，那些茶书，那些压在茶书下的旧年的留影，那些有关茶的往事……我吮吸了武夷岩茶给我带来的一切，他营养了我，以启蒙先生的姿态教导了我。在父亲一般的庄先生家中，我只喝一种茶——乌龙茶。而先生送给我多少次武夷岩茶啊，大红袍、铁罗汉、肉桂……从家乡送来的珍贵的礼品，因为先生，转手就到了我手里，给尚不知此情深深深儿许的我一种错觉，以为他是不那么珍贵的呢。我还以为岩茶是岩茶，先生是先生呢。而今先生长眠于西湖南山五载了，我第一次去了武夷，才知道，先生就是武夷茶啊。
庄先生第一次送我的乌龙茶就是大红袍。奇怪的是我记住了当时有关大红袍的一切，却把大红袍的滋味忘了。先生赠我的《中国茶史散论》中有专门的“乌龙茶史话”一节，我是认真拜读学习的，因此关于武夷茶，纸上谈兵，于我并不困难。这一切可以从宋代福建建瓯的北苑茶开始，当时最大宗的贡品茶带出了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蔡襄的《茶录》、沈括的《梦溪笔谈》、赵佶的《大观茶论》等等等等。关于北苑究竟是人名还是地名，关于当时的龙团凤饼到底一斤重有几个，那是足以写许多论文来讨论的，但我们更要关注的难道不正是他与武夷茶的关系吗？很显然，这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关系，武夷茶是在雄厚博大的北苑茶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也有过他的草创的初级阶段，否则，清代的叶振臣怎么会在《闽游偶记》中称此茶“僧拙于焙”而“色多紫赤”呢。武夷岩茶的革命性的飞跃，应当是与茶叶发展自身的革命性飞跃密切相关的吧。从元代大德年间武夷四曲设“御茶园”始，直到明初，一切均按宋制。而宋制的制茶法，可以说已经把古老的紧压茶制作法推到了自身的登峰造极之步，推到了物极必反的程度。因此，明初朱元璋罢进团茶改进散茶的诏旨，应当说是极其英明的。武夷各岩寺院僧人从此各显神通，把故步自封日益衰退的茶叶制作法推陈出新，拓展出新的天地。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明朝是武夷茶的天下了。元明以后的福建贡茶以武夷茶为最，约占了全国茶叶贡额的四分之一。五口通商之后，武夷茶大量出口，以至于18世纪中叶的瑞典大植物学家林奈订武夷茶学名theabahea，以代表中国茶的变种之一。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欧人习传把华茶称为武夷。1908年武夷岩茶曾到过全盛时期，年产量五十多万斤。那箸名的五大名丛，以大红袍挂帅，铁罗汉、白鸡冠、半天腰、水金龟挨次，为华茶挣得那一份光荣的位置。至上世纪90年代，一度衰退的华茶经过马蹄形走向，又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崛起。苗年后的武夷岩茶，是以下倍干当年的产景出口的。从书本和信息上得到的武夷岩茶的一切，无论怎样，都不会比我家乡的我挚爱的龙井茶品位低。
然而，敬仰与热爱毕竟在重叠中又有交叉，遥远的顶礼膜拜与耳鬓廝磨的相依为命，毕竟是两种境界。为了亲近，必须身体力行；为了走近武夷茶，必须走近武夷山。因此，2001年10月，才终于有这样一个秋日，坐于武夷御茶园二楼，品尝武夷茶专家赵大炎先生亲自奉出的武夷山大红袍母本茶树所产之样品茶数克。武夷山茶叶研究所陈珍英女上以山泉渝之，文友十数人观之、闻之、品之、回味之。
当时品尝大红袍的心情，实在是有些“皇恩浩荡”。因为是三百五六十年前的茶树啊！因为生在天心岩九龙窠，一共才六株啊！因为年产不过一斤，且统统锁于武夷山市委书记的档案箱中，我们喝的数克，乃茶叶研究所之样茶啊……至于“大红袍”何以“大红袍”，又有多少神奇故事呢？传统中国人人生两大幸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大红袍助了那一件更难的“金榜题名”呢。说是有个秀才赶考，病卧武夷山寺，僧人以此茶进之。秀才病好，金榜高中，取自己身上的大红袍披在茶树身上，以谢再造之恩。另有说法，以为春天天心岩上的古茶树发出新芽之后，看上去呈紫红色，因此以大红袍命之。这倒是有些典可数的。陆羽的《茶经》说到好茶时，就有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实际上，紫色远看，就是一片泛红的。科学地说，紫色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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